王运阅读旨趣探微以湘绮楼诗文集王志卷为例 - 全国流通经济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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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运阅读旨趣探微以湘绮楼诗文集王志卷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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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于清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商人家庭，湖南湘潭人，卒于民国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享年八十五岁。其人生旅程大体上和晚清历史相始终。作为一个传统的读书人，面临一个时代的巨变，旧有的观念与价值渐渐因为不能应付时局而正在慢慢的流失当中，这对王闿运的冲击是很大的，他强烈地感觉到天下在变，如何应付这样的变动，他试图从古代圣人经典中寻绎救世之良方。朱德裳尝谓：“清人善注书，不善著书。惟湘绮文章经学，合而为一，以著书、注书，自然大雅。故得《王志》一卷，胜读曲园千篇。”[1]在王闿运门人陈兆魁所辑《王志》中，杂集了王闿运对答学生问难及笔记短论，其中有多篇体现了他对儒家经典阅读与研究的思考与见解，本文试从《论读书门径》、《论读书课程》、《论通经即以治事(答张佩仁问)》、《论经史之分》等文中探析王闿运读经、治经、通经的经典阅读旨趣。

1 “通经致用”的阅读社会论

阅读是人类接受文字信息的一种社会行为，它的兴衰荣枯，总是与其文化母体所提供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阅读个体的现实情境深刻影响着其阅读行为。

王闿运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没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其幼年与少年是在孤贫的环境中成长的。这种艰苦的条件造就了他一生刻苦励学、持之以恒的为学性格，三岁祖母“教以古歌谣及唐五言诸诗，即能识字”[2]。七岁进入私塾开蒙读书，师从善化李鼎臣先生，开始接触《论语》、《孟子》诸书。到九岁时，“毕诵五经，能属文”[3]。但从十岁起，因家贫不能延师，他遂从叔父步洲公学“时文帖括”和“作文之法”[4]。十二岁时，步洲公假馆宜章县署作师爷，王闿运“从之游学，益厉志于经史词章，昕夕不辍”[5]。十六岁时，师从刘焕藻求学，次年在长沙营盘街戴祠念书，打下了坚实的学业基础。他喜读未见之书，尤其对历代史书有着浓厚的兴趣，自恨孤陋，于是决意广交天下好友，以博见识。1849年，进入颇负盛名的长沙城南书院，与李篁仙、龙汝霖、邓辅纶、邓辅绎兄弟志趣相投，创立了“兰林词社”，自号“湘中五子”，颇有声名。十九岁时，结识了长沙宿儒彭嘉玉，与之交游，“遂有志于习礼，每讲论辄移晷达旦，又手钞《史记》成帙，日夜读之，盖自是始通经致用，非仅诂训词章而己”[6]。在嗣后的治学生涯中，王闿运“刻苦励学，寒暑无间。经史百家，靡不诵习。笺注抄校，日有定课。遇有心得，随笔记述。阐明奥义，中多前贤未发之覆”[7]，成为晚清民初一位颇具影响的经学大师。

清道光、咸丰年间，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挽救社会危机，寻求民族振兴，一些思想家力图从学术上寻找根源，从经典中探求救世之方。王闿运认为乱象的根源是因为社会本身出了问题，因此招致纷乱，萎靡重利，人心陷溺，只有用传统的经典来根治，本身能够自正，外悔也就不足为患了[8]。他于讲学中殷殷告诫后辈戒贪利，去除名利之心：“国不患贫，而言生财，《大学》反复戒之。今乃并心于矿政，假使金珠成山，枪炮填海，适足藉寇赍盗耳。世人但惩空疏之谈，若今所谓实事，乃反不如空谈尤为近理。士君子在野不仕进，为通经明理而已，不必留情于无用之俗事。”[9]“闿运生平志愿，满腹经纶，一不得申，每喈感遇，所差胜者不为指目，聊可徜徉。明公蕴积必申，会当光显。伏冀坚其志虑，无随俗推移，亲履行间，必确知船坚炮利之不足畏，他日并机器船厂一切裁之，乃后知经术之不诬矣”[10]。他看到当时的人，懔于西方的船坚炮利，洋务官吏们积极地设立机器船厂，总认为这些都不是解救时蔽的根本之方，他说“船坚炮利不足畏”，固然可以说是对时局的认识不深，但另一方面，其言下之意亦是指真正可畏者乃是社会的积弊，而这必须要用经术来解决，他希望能够以经术来化导社会，中国社会本身修平，外悔也就不足畏惧，以此证明“经术之不诬”。

清末论通经致用的学者不乏其人，同样是公羊学者，同样主张致用，王闿运的思考方向和龚、魏却有很大的不同。龚、魏的经世内容十分广泛，试图要求主政者进行一系列经济、财政、军事等制度的改革，进而实现民富国强。在鸦片战争后，魏源又将他的经世实学加入了西学、外交等新的内容，这无非都是富强的追求。而王闿运心目中经典的理想，是向内作自我的反省，重视伦理道德，其以经典致用的内涵，和其他讲“经世”的学者，有很大的不同。他所强调的是通经致用的理念。“论学只须论事，通经不致用，孔子谓之小人儒。子夏传《春秋》、《丧服》、《诗》、《书》，故有此箴。记、传记子夏过失多矣，经亦未能通也。言则知之，行则忘之，岂非分事、学而二之之误哉！曾子作《孝经》，自天子至庶人，皆以行事为孝。无用则无体，有功而无德者，未之有也。如是则近于子路所谓何必读书之说，是又不然。不依经，则不能立，故‘思而不学则怠’。殆者，劳也，危也。上智徒思则劳，高材行事多弊。唯以经义断之，沛然无疑，毅然不回，有物来顺应之妙，非道家所谓劳身以役物者矣”[11]。在王闿运看来，经是致用的指导原则，是常法，“万物所不能达”，不依经则不能立。因此，处理任何事情必须要以经学为依据，由此体现了其“通经致用”的阅读社会论，即通过阅读经典，悉心稽察历代治乱得失，深究天下利病，并且力求在实践上能够从经书中找到依据，但他仅试图通过经典解决现实难题，根本无法应对晚清社会的千古奇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