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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运阅读旨趣探微以湘绮楼诗文集王志卷为例(8)

来源:全国流通经济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6-22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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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4 “经史之分”的阅读比较论 经典阅读不仅要能对经典文本的字面理解和阐释,而且也要能对书籍的观点、价值、精确性、真实性等作出判断,只有继承、

4 “经史之分”的阅读比较论

经典阅读不仅要能对经典文本的字面理解和阐释,而且也要能对书籍的观点、价值、精确性、真实性等作出判断,只有继承、吸收、比较与舍弃,多元体验,才能真正实现经典阅读的创新与发展。“经史之辨”为历代学者所经常探讨的一个问题,对于两者的区分,往往能体现其经典阅读之旨趣以及对传统学术的看法和认识,而且也是我们研究其思想的前提和基础。王闿运对于经与史的区分更多的是着眼于两者的功能上,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独到的看法。

首先,从经史功能上区分。“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世之人事,皆非情理,谬正经。如以经义绳之,则自入荆棘矣。释迎遇弟子问极怪异事,皆不置可否,但为说故事一段,即史学也。如鄙夫之营利,群小之附擅,县令之生事,委员之讨好,乡愚之受屈,良善之被欺,极其变怪,皆古昔所恒有。南昌一案,离奇变幻。拳勇一事,薄海震惊。考之前史,皆成例耳。孔子以浮云比不义,初无厌恶不义之心,而有坐观浮云之乐。汉、宋诸儒自成党祸,其亦不知史学之咎舆。”[30]王闿运以生动的事理说明经史的功能,认为“经”用以“自治”,世事应合乎经,但不能制于经;而“史”用以资鉴和垂训,古往今来的历史演变无不以此为例。

其次,对经史本身的认识。“国史以《尚书》为正宗。《史记》自成记,本不为史,国史效之耳。左史,记言之作也。右史记功,则《竹书纪年》,《春秋》仿之以为经”[31]。王闿运将本属于“经”的《尚书》视为史作,《春秋》则为仿史而作。可见其中带有一些“经即史”的思想成分。但王闿运还未像章学诚一样认为“六经皆史”,而只是就其部分来分析。

王闿运提倡经史之辨,明确指出了“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经史的不同,在于“史”是表现人事,重点在于事实真相的呈现;而“经”是为天道人事张大法,重点在于“义”,虽然也是讬于史事以明之,但是在申张“义”的前提下,所书之事只是为了示现所张之法,不必是真正史实的呈现。他极度推崇孔子,指出既然《春秋》是“经”,《春秋》中的史事只是孔子的假讬,以寄寓王心的工具而已,不必是真正的鲁史。《春秋》因为是圣人所作的“经”,有其王心所在,所以具有永久垂法于后世的价值。对于《春秋》三传,在经史上有何异同,王闿运作了如下分析:“余推测经文,本传《公羊》,泛览二传,各得其趣。左氏专于史,离经别行,其体即司马《本纪》之准也。闻驳意殊,不关《春秋》,其有得失,比之迁、固,乃三史之学,非六经之谊,已别条辩著于当篇。至于《穀梁》,依经树义,其有离合,难审其由。后人见《公》、《穀》之异同,疑二传之所受,乐左氏之事实,曲《春秋》以从之,故有赴告则书,陋同朝报,月日无意,随其刀笔。或又悉废三传,妄作褒讥,乱其词,乱其事,而《春秋》亡矣。”[32]《春秋》三传之中,只有《公羊》和《穀梁》二传才是解《春秋》“经”之传,《左传》注重于史,“离经别行”,“非六经之谊”;《穀梁传》则“依经树义”,“可为世范”。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王闿运视经为史的宗绪,有着一定的传统学术主体性的情绪,将经视作统领一切事物的纲;从实际或现实的角度来看,王闿运将史视为经的派生,在某种程度上又认为经就是史,又是对传统学术的一种反叛和离异,从而也扩大了史学的视域。从经史互证的角度来说,它突破传统的经一统天下的局面,既可以“依经树义”,又可以“离经别行”,援史证经,这样对比性更强,实证性更突出,有别于传统的经学主体或章学诚所谓的“六经皆史”的判然一体的程式。在王闿运看来既然《春秋》不是“史”,则解经就可以摆落掉《春秋》中史实的成分。

王闿运通过对经典著作的比较阅读,大幅地扩大了其经典阅读的诠释范围与文本理解。例如,“至于老、庄,本非一道。老出史官,专论治术;庄传《春秋》,但在自治。同本经学,用意则殊,老之流为申、韩,务欲治人也;庄之传为道、释,均于为己也,为己自可不学,特恐无以治人,故始游消摇,而终膺帝王。所谓成己成人,合外内之道也。老文近经,庄文有词,则文质之所分,乃枝叶之流露。然学无二道,艺有百家,安得歧杯酌于江河,指筌蹄为鱼鸟?但当依经以立本,托艺以适情,弘量以取人,泛爱以观世。无轻于议古,刻于待人,则取法既高,心源自浚。读书能观其大,出言必然有章。有德必有言,而道、艺一贯。赐敏参鲁,俱称学人,以吐弃凡近故也”[33]。在其《论读书门径》中,王闿运亦通过比较,揭示“孔子论学,务在成章。孟子论士,忧为乡人。学有门径,不可苟也。读经而不知孔书之伪,览子而不知《家语》之诬。文蔑八代,诗通唐、宋,注混郑、王,学称朱、陆,虽复博闻强记,丽句清词,不登大雅之堂,有愧兔园之册。而况奉八家为文式,推袁、赵为词宗。经读《四书》,理言五子。论史则尹、袁诸说,习书则宋、赵馀波。毛公解诗,浣衣自洁;介甫读史,朝报为讥。以乡塾之见闻,测圣皇之典册,其为鄙陋,岂冀开通!”并从“为学当广听说,自摅胸臆;而真伪雅俗,必先了然。否则北辙南辕,御良为疾,徒抛心力,不见成功,又况饱食终日者乎!”高度概括了其阅读的广博性及主客观效应。

文章来源:《全国流通经济》 网址: http://www.qgltjj.cn/qikandaodu/2021/0622/8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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