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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运阅读旨趣探微以湘绮楼诗文集王志卷为例(6)

来源:全国流通经济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6-22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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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道光、咸丰年间,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挽救社会危机,寻求民族振兴,一些思想家力图从学术上寻找根源,从经典中探求救世之方。王闿运认

清道光、咸丰年间,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挽救社会危机,寻求民族振兴,一些思想家力图从学术上寻找根源,从经典中探求救世之方。王闿运认为乱象的根源是因为社会本身出了问题,因此招致纷乱,萎靡重利,人心陷溺,只有用传统的经典来根治,本身能够自正,外悔也就不足为患了[8]。他于讲学中殷殷告诫后辈戒贪利,去除名利之心:“国不患贫,而言生财,《大学》反复戒之。今乃并心于矿政,假使金珠成山,枪炮填海,适足藉寇赍盗耳。世人但惩空疏之谈,若今所谓实事,乃反不如空谈尤为近理。士君子在野不仕进,为通经明理而已,不必留情于无用之俗事。”[9]“闿运生平志愿,满腹经纶,一不得申,每喈感遇,所差胜者不为指目,聊可徜徉。明公蕴积必申,会当光显。伏冀坚其志虑,无随俗推移,亲履行间,必确知船坚炮利之不足畏,他日并机器船厂一切裁之,乃后知经术之不诬矣”[10]。他看到当时的人,懔于西方的船坚炮利,洋务官吏们积极地设立机器船厂,总认为这些都不是解救时蔽的根本之方,他说“船坚炮利不足畏”,固然可以说是对时局的认识不深,但另一方面,其言下之意亦是指真正可畏者乃是社会的积弊,而这必须要用经术来解决,他希望能够以经术来化导社会,中国社会本身修平,外悔也就不足畏惧,以此证明“经术之不诬”。

清末论通经致用的学者不乏其人,同样是公羊学者,同样主张致用,王闿运的思考方向和龚、魏却有很大的不同。龚、魏的经世内容十分广泛,试图要求主政者进行一系列经济、财政、军事等制度的改革,进而实现民富国强。在鸦片战争后,魏源又将他的经世实学加入了西学、外交等新的内容,这无非都是富强的追求。而王闿运心目中经典的理想,是向内作自我的反省,重视伦理道德,其以经典致用的内涵,和其他讲“经世”的学者,有很大的不同。他所强调的是通经致用的理念。“论学只须论事,通经不致用,孔子谓之小人儒。子夏传《春秋》、《丧服》、《诗》、《书》,故有此箴。记、传记子夏过失多矣,经亦未能通也。言则知之,行则忘之,岂非分事、学而二之之误哉!曾子作《孝经》,自天子至庶人,皆以行事为孝。无用则无体,有功而无德者,未之有也。如是则近于子路所谓何必读书之说,是又不然。不依经,则不能立,故‘思而不学则怠’。殆者,劳也,危也。上智徒思则劳,高材行事多弊。唯以经义断之,沛然无疑,毅然不回,有物来顺应之妙,非道家所谓劳身以役物者矣”[11]。在王闿运看来,经是致用的指导原则,是常法,“万物所不能达”,不依经则不能立。因此,处理任何事情必须要以经学为依据,由此体现了其“通经致用”的阅读社会论,即通过阅读经典,悉心稽察历代治乱得失,深究天下利病,并且力求在实践上能够从经书中找到依据,但他仅试图通过经典解决现实难题,根本无法应对晚清社会的千古奇变。

2 “为学当治经”阅读教育论

阅读作为人类文化生活的普遍方式,是对精神生产力的不断开发,更让人长见识、明是非、坚心志、展抱负。身为知识阶层的文人学者,对于知识的汲取与学习,常视为人生生涯规划的重要目标之一,从而树立超脱与豁达的阅读志趣。

王闿运特别重视经学著作的阅读,认为经是治世根本,通经是读书人立世之本。“去圣久远,故必依经以自立”[12]。所谓“通经”,即深刻领会经书的社会盛衰治乱之理,人生安危进退之据,并专论《为学当治经》,强调“学能通经,自知文体”。1879年,王闿运在成都尊经书院开经典阅读之学风。他为尊经书院书联:“考四海而为隽,纬群龙之所经。”[13]其授经广泛,含设对《易》、《诗》、《书》、《礼》、《春秋》、《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尔雅》、《说文》等经典著作的研读,并悉心教导诸生通经之法,认为治经要沿着先读经后说经的路径循序渐进,通过阅读充分领略经文文本的含义后,再根据自己的理解阐明文本所隐含的“微言大义”。同时,阅读不同的经典,方法和重点有所不同:“先通文理乃后说经,经文通而经通,章句之学通然后可以言训诂义理……夫读《易》当先知一字有无数用法,读《尚书》当先断句读,读《诗》当知男女歌咏不足以颁学宫、对君父,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知《春秋》。”[14]治《易经》的关键在于“识字”有数义;治《尚书》要先断句读;治《诗经》则要关心民风民俗;治《礼》则要在践中习礼,注重践履之功。在尊经书院的经典阅读教学中,王闿运还常以“议论砭当世”,激发院生关心国家时政。在《尊经书院初集》收录的课艺中,有不少关于院生关切时事、心怀天下的诗作。杨锐曾写下《恭拟克复乌鲁木齐露布》等诗,赞誉左宗棠收复新疆、振作国威之举。在王闿运的影响下,书院院生不再是只顾帖括之学的颓废士子,而是养成了忧患国运的学术品格,敢于读思结合,抨击时弊,这种风气给晚清四川书院教育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对蜀学学风的转变也起到了振衰起弊的作用。“王闿运所讲今文经学……对封闭落后的四川无疑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学院学生不再是蒙头读死书,开始注意时事,学习致用,研究社会,抵制列强侵略,但言变法图强”[15]。

文章来源:《全国流通经济》 网址: http://www.qgltjj.cn/qikandaodu/2021/0622/8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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