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运阅读旨趣探微以湘绮楼诗文集王志卷为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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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闿运之“习礼”教育还通过规范礼仪，将之形成制度，引导生徒戒除愚狂之气，修炼彬彬有礼之质。“晨出点名，诸生皆设拜，衣冠济济，甚整肃也。书

王闿运之“习礼”教育还通过规范礼仪，将之形成制度，引导生徒戒除愚狂之气，修炼彬彬有礼之质。“晨出点名，诸生皆设拜，衣冠济济，甚整肃也。书院有敬爱之风，然后知王道之易”[22]。他将礼仪的形式化为日常的具体行为，将阅读与实践紧密结合，对修养个人性情、形成良好秩序大有裨益。费行简云：“院生日有记，月有课，暇则习《礼》，若乡饮投壶之类，三年而彬彬进乎礼乐。”[23]学生一旦违背礼仪，王闿运对自己多有责罚，如行乡饮酒礼后，张、杨两院生仍相互漫骂，他深感惭愧，以为“讲学期年而气习仍蔽，教之不行也，教者之过也”。“诸生之过，皆余过也。今辄自罚十金，助酒脯之费”[24]。王闿运采取阅读与践行相结合的教育方式，使书院风气在短期内由松懈涣散转变为整肃有秩。

阅读是最基本的读书活动也是其他一切创造性思维活动的基础。王闿运不仅指出“治经必先习礼”，亦在经典阅读中重视“旁通曲证”，“温故知新”等阅读方法。“夫学贵有本，古尚专经，初事寻摭，徒惊浩博，是以务研一经，以穷其奥。唐以文多者为大经，文少者为小经，限年卒业，立之程课。解列六艺之名，而视性之所近。今亦宜就己所好以求师说。师说存者，如郑君《诗》、《礼》，何公《春秋》，皆具有本末，成为家学。其已绝复明者，若李鼎祚《周易集解》，孙星衍《尚书疏证》，亦能抱残守阙，上绍渊源。但求一经，群经自贯；旁通曲证，温故知新。恃源而往，靡不济矣”[25]。只有将自己所阅读的经典在消化、理解的基础上，触类旁通，养成善于思考和联想的习惯，才能“转换升成”为新的思想，由此体现其经典阅读“精专”、 “博广”、 “通贯”、“睿思”相结合的方法论。同时，王闿运在强调读书需持之以恒的基础上，亦指出要劳逸结合，“学以有恒为贵，又不可疲其神智。当其有得，自有欲罢不能者，然不可以为程也。宜就其所喜，常致力焉。又就其所最不解，日致思焉。十二时中以六时休息，六时中又令有四时优游，此二时则必不可令无功。如此久惯，虽休晦时亦用力时矣。虽仕宦、困苦、老病，每日必有用心之处，则所谓惜寸阴”。阅读是一个缓慢的心理过程，感兴趣、精神专一固然能获得良好的阅读效果，但对于言辞晦涩的经典，如何将阅读之“喜好”与阅读之“致力”、“致思”辩证对待需要阅读者合理安排，“每日必有用心之处”，才能事半功倍。“人莫不讳其所短而炫其所长，虽知学之在能问，而未肯问也。则又有多见、多闻之术，孔子屡言之矣。人与人接，必有见闻。心之是非不可诬也，是在能自省耳。自省则知慎知择，而学在是矣。简册之学，不若见闻之学。一言一动皆文章也”[26]。多见、多闻、多择、多问，展开阅读主体与阅读客体间的多重对话，才能达到阅读主体真正的“高峰体验”[27]，亦能实现阅读、思考与写作的三位一体。王闿运喜重抄写，讲求以抄助读，自十九岁“有志习礼，手抄《史记》”，二十二岁“定每日抄书之课，自此道途寒暑不缀。五十年中书字以万万计，盖自二千年以来学人抄录之勤未有盛于其也。”[28]三十八岁，自称“是年，捻寇悉平，天下无事，余携子女专事抄撰。写诗、书、易、三礼、春秋二传、尔雅九经。注易、书、诗、礼、春秋、六经及管子。王以史书昔虽流览，唯《史记》《汉书》曾经抄录。始读《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周书》，日读一卷，加以评点，有可论者附别记之。又以司马班范皆有述赞，陈志以后多缺。虽晋书有赞，然无深意，乃于每卷后别撰赞语，以继马班范三书之后。始治《公羊春秋》，作《春秋事比》，为《穀梁申义》凡百数十事”。张舜徽甚至认为王闿运只是把“抄书”当成“著书”，一边抄书，一边写下自己的一些心得，等到一部书抄成，一部著作也就完成了[29]。但正是这种持之以恒的“以抄助读”的阅读习惯与“抄录加以评点”的阅读方法拓展了王闿运的“阅读空间”，促成了其笔耕不辍的“阅读创造”，成就了其学术成就与学术地位。

4 “经史之分”的阅读比较论

经典阅读不仅要能对经典文本的字面理解和阐释，而且也要能对书籍的观点、价值、精确性、真实性等作出判断，只有继承、吸收、比较与舍弃，多元体验，才能真正实现经典阅读的创新与发展。“经史之辨”为历代学者所经常探讨的一个问题，对于两者的区分，往往能体现其经典阅读之旨趣以及对传统学术的看法和认识，而且也是我们研究其思想的前提和基础。王闿运对于经与史的区分更多的是着眼于两者的功能上，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独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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