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运阅读旨趣探微以湘绮楼诗文集王志卷为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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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闿运还以自身的人生体会说：“年近五旬，当去世俗之见，莫若于经书中寻求治理，此金石之言。”[16]他对《周官》和《春秋》评价甚高，认为《周官

王闿运还以自身的人生体会说：“年近五旬，当去世俗之见，莫若于经书中寻求治理，此金石之言。”[16]他对《周官》和《春秋》评价甚高，认为《周官》治世，《春秋》拨乱反正，是经世应时的首要典籍。他说：“治世备于六经，其最著名者《周官》、《春秋》，一文一质，一极治一极乱。……文质相救，各因其世。”[17]相对而言，他更为推崇《春秋》，将研习《春秋》视为毕生之学问。尝言：“《春秋》拟《易》而作，圣人之极功，终身研之而不能尽。”[18]在其书院教学中,《春秋》亦是讲授之重点，为了便于更好地领悟《春秋》大义，王闿运不但辛勤讲授《春秋》经义，还组织刊刻《春秋》经书，“手书《春秋》经，分为三卷，以张三世也，令书局刊之”[19]。为方便学生查阅资料，阅读经典，王闿运于上任之年的五月即“发银百两，与孙、任谋开书局”，开设尊经书局，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学术发展。尊经书局刊刻书籍百余种，版片数万个，不仅刻印历代经史词章的典籍类书籍，如经王闿运校对的《今文尚书》、《南史》、《北史》、《说文解字句读》、《神农本草》等十多种，还刻印书院师生的著作，如王闿运的《礼经笺》、《尔雅注疏》、《八代诗选》、《夜雪集》等十种一百余卷均付局刻版印行，广为流传。他还规定学生每天必须记下读书心得，不能抄袭陈文或请人捉刀代笔，由他亲自审改评定。学生在经史词章方面的优秀文章被收录起来，刊为《蜀秀集》，以后续有《尊经书院初集》、《二集》、《三集》。这一创举极大地坚定了学生潜心钻研的信心，好学之风蔚然兴起，还培养了一批学术带头人，促进了学术发展。钱基博云：“厥后廖平治《公羊》《谷梁》《春秋》，戴光治《书》，胡从简治《礼》，刘子雄、岳森通诸经，皆有师法，能不为阮元《经解》所囿，号曰“蜀学”，则闿运之以也。”[20]

3 “治经必先习礼”的阅读方法论

“礼”是社会等级关系在法律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上的反映，作为在礼制熏陶下成长和生活的王闿运，也很重视礼。他在《论习礼》中说：“治经必先知礼，经所言皆礼制。唯讲礼倍难于古，故自汉以来，唯重《礼》学，《官》例是典制本原，《礼记》推其宜变。诸经所言，有明见三《礼》者，引而释之；有不见三《礼》者，旁推以通之。余所著八笺，略发其例矣。”[21]群经所要表达的，都是礼制。阅读经典与为经学作笺注的原则为：群经的内容中所讲的礼制，若是在三礼中已有具体的内容，就用三礼中的内容来解释经文的意义；若是群经的内容没有三礼具体谈到的礼制，就用旁推的方式以求了解经文所要表达的礼制，并自称对经学所作的笺注都是为了发明礼制的条例。王闿运认为诸经所言皆是礼，礼的内涵是经学的根本，但并不是要复古礼而是期盼在经典中寻觅出似“礼”一样的救世良方。在晚清经学阵营中，王闿运重《春秋》，宗《公羊》，无疑是今文学派之一员，但是他又汉宋兼采，不拘古今，超越经学古今流派之藩篱。《周官笺》的撰写也是出于对“礼”的重视，因为《周礼》一书含有丰富的治国思想，他将《天官》概括为“六典”、“八法”、“八则”、“八柄”、“八统”、“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等十大法则，并在地官、春官、夏官、秋官的叙官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详密严谨，宏纤毕贯，对于启导后世的治国理念，有着深远的影响。

王闿运之“习礼”教育还通过规范礼仪，将之形成制度，引导生徒戒除愚狂之气，修炼彬彬有礼之质。“晨出点名，诸生皆设拜，衣冠济济，甚整肃也。书院有敬爱之风，然后知王道之易”[22]。他将礼仪的形式化为日常的具体行为，将阅读与实践紧密结合，对修养个人性情、形成良好秩序大有裨益。费行简云：“院生日有记，月有课，暇则习《礼》，若乡饮投壶之类，三年而彬彬进乎礼乐。”[23]学生一旦违背礼仪，王闿运对自己多有责罚，如行乡饮酒礼后，张、杨两院生仍相互漫骂，他深感惭愧，以为“讲学期年而气习仍蔽，教之不行也，教者之过也”。“诸生之过，皆余过也。今辄自罚十金，助酒脯之费”[24]。王闿运采取阅读与践行相结合的教育方式，使书院风气在短期内由松懈涣散转变为整肃有秩。

阅读是最基本的读书活动也是其他一切创造性思维活动的基础。王闿运不仅指出“治经必先习礼”，亦在经典阅读中重视“旁通曲证”，“温故知新”等阅读方法。“夫学贵有本，古尚专经，初事寻摭，徒惊浩博，是以务研一经，以穷其奥。唐以文多者为大经，文少者为小经，限年卒业，立之程课。解列六艺之名，而视性之所近。今亦宜就己所好以求师说。师说存者，如郑君《诗》、《礼》，何公《春秋》，皆具有本末，成为家学。其已绝复明者，若李鼎祚《周易集解》，孙星衍《尚书疏证》，亦能抱残守阙，上绍渊源。但求一经，群经自贯；旁通曲证，温故知新。恃源而往，靡不济矣”[25]。只有将自己所阅读的经典在消化、理解的基础上，触类旁通，养成善于思考和联想的习惯，才能“转换升成”为新的思想，由此体现其经典阅读“精专”、 “博广”、 “通贯”、“睿思”相结合的方法论。同时，王闿运在强调读书需持之以恒的基础上，亦指出要劳逸结合，“学以有恒为贵，又不可疲其神智。当其有得，自有欲罢不能者，然不可以为程也。宜就其所喜，常致力焉。又就其所最不解，日致思焉。十二时中以六时休息，六时中又令有四时优游，此二时则必不可令无功。如此久惯，虽休晦时亦用力时矣。虽仕宦、困苦、老病，每日必有用心之处，则所谓惜寸阴”。阅读是一个缓慢的心理过程，感兴趣、精神专一固然能获得良好的阅读效果，但对于言辞晦涩的经典，如何将阅读之“喜好”与阅读之“致力”、“致思”辩证对待需要阅读者合理安排，“每日必有用心之处”，才能事半功倍。“人莫不讳其所短而炫其所长，虽知学之在能问，而未肯问也。则又有多见、多闻之术，孔子屡言之矣。人与人接，必有见闻。心之是非不可诬也，是在能自省耳。自省则知慎知择，而学在是矣。简册之学，不若见闻之学。一言一动皆文章也”[26]。多见、多闻、多择、多问，展开阅读主体与阅读客体间的多重对话，才能达到阅读主体真正的“高峰体验”[27]，亦能实现阅读、思考与写作的三位一体。王闿运喜重抄写，讲求以抄助读，自十九岁“有志习礼，手抄《史记》”，二十二岁“定每日抄书之课，自此道途寒暑不缀。五十年中书字以万万计，盖自二千年以来学人抄录之勤未有盛于其也。”[28]三十八岁，自称“是年，捻寇悉平，天下无事，余携子女专事抄撰。写诗、书、易、三礼、春秋二传、尔雅九经。注易、书、诗、礼、春秋、六经及管子。王以史书昔虽流览，唯《史记》《汉书》曾经抄录。始读《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周书》，日读一卷，加以评点，有可论者附别记之。又以司马班范皆有述赞，陈志以后多缺。虽晋书有赞，然无深意，乃于每卷后别撰赞语，以继马班范三书之后。始治《公羊春秋》，作《春秋事比》，为《穀梁申义》凡百数十事”。张舜徽甚至认为王闿运只是把“抄书”当成“著书”，一边抄书，一边写下自己的一些心得，等到一部书抄成，一部著作也就完成了[29]。但正是这种持之以恒的“以抄助读”的阅读习惯与“抄录加以评点”的阅读方法拓展了王闿运的“阅读空间”，促成了其笔耕不辍的“阅读创造”，成就了其学术成就与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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