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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运阅读旨趣探微以湘绮楼诗文集王志卷为例(5)

来源:全国流通经济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6-22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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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同经典通过比较阅读可以开拓创造性思维,对于同一经典文本的阅读亦可通过阅读进行比较,见仁见智,实现多元有界的创新解读[34]。王闿运的《论语

不同经典通过比较阅读可以开拓创造性思维,对于同一经典文本的阅读亦可通过阅读进行比较,见仁见智,实现多元有界的创新解读[34]。王闿运的《论语训》“不以己所知拒人所见也”[35],在其“设教不可立门户”的理念指引下[36],“采辑古今所传,以广集解”,通过对诸多经今古文学家对《论语》训解的辑佚,“通其所蔽,又下己意”,形成了“虽以公羊义解《论语》,却古今兼采”的特色。

5 结语

儒家经典解读的漫长历史,造就了解经方式的复杂性和释经路径的多样性,不论是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论争或是依赖考据的汉学和重视义理的宋学之间的争拗,其实质都是面对同样的文本,其各自研读的方式和诠解的路向不一样。后人在对经典的不断释读之中,逐渐形成了各种意义的叠加与累积,对于这些意义的理解,有本之于文本传递的线索,也有直接以心体味之者,由此构建了阅读主体多元化与复杂化的阅读旨趣,更促使了其阅读主体观念与理论的形成。

王闿运至八十四岁仍“看宋版《国策》,错落颠倒甚多,非善本也。清理文集。重读《尔雅》一过,有所得,温故知新之益,耋老不衰焉”。八十五岁“七月作《七夕词·喜遇彭畯五》诗,遂成绝笔。八月虽病,犹与妇、女、孙等庭中纳凉,听学童读书。看自作诗文,校正误字。七月勉书日记。九月二十四日子正三刻寿终正寝”[37]。阅读、笺注、著书、刊刻,融贯其一生,虽名满天下,谤亦满天下,但坚持读经,治经,通经,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主要有《周易说》、《尚书笺》、《诗经补笺》、 《周官笺》、《仪礼笺》、 《春秋公羊传笺》、 《榖梁申义》、《尚书大传补注》、 《论语训》、《尔雅集解》、《庄子注》、《墨子注》、《湘绮楼诗文集》、《湘绮楼词》、 《湘绮楼联语》、《湘绮楼说诗》、《楚辞注》、《八代诗选》、 《八代文粹》、 《唐诗选》、《湘军志》、《湘潭县志》、《衡阳县志》、《桂阳州志》、《东安县志》等等,兼及经史子集,诗词文章。 “余每见读吾文诗者,辄诃曰:‘有一生人而不之学,乃学死物耶?’此即轮扁之说。齐桓公读书,而轮扁笑;使吾读书,则轮扁服矣。心无所得,而诵圣人之经典,非独人笑,亦将自笑。非独笑书,亦且笑圣人之愚人也。今之学者皆齐桓矣。晨读书而午接人,则忘其书;幼治经而壮服官,则悖其经。经言君子不谋食,而经生之谋食急;书言国不患贫,而书生之患贫甚。糟粕之不存,而何论菁华。故曰:多亦奚为?又曰:不思则罔。是古今之通病也”[38]。王闿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时人读书之蔽。若今日我们所大力提倡的经典阅读不能以此为鉴,恐如王闿运所言“不思则罔。古今之通病也”!

王闿运于清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商人家庭,湖南湘潭人,卒于民国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享年八十五岁。其人生旅程大体上和晚清历史相始终。作为一个传统的读书人,面临一个时代的巨变,旧有的观念与价值渐渐因为不能应付时局而正在慢慢的流失当中,这对王闿运的冲击是很大的,他强烈地感觉到天下在变,如何应付这样的变动,他试图从古代圣人经典中寻绎救世之良方。朱德裳尝谓:“清人善注书,不善著书。惟湘绮文章经学,合而为一,以著书、注书,自然大雅。故得《王志》一卷,胜读曲园千篇。”[1]在王闿运门人陈兆魁所辑《王志》中,杂集了王闿运对答学生问难及笔记短论,其中有多篇体现了他对儒家经典阅读与研究的思考与见解,本文试从《论读书门径》、《论读书课程》、《论通经即以治事(答张佩仁问)》、《论经史之分》等文中探析王闿运读经、治经、通经的经典阅读旨趣。

1 “通经致用”的阅读社会论

阅读是人类接受文字信息的一种社会行为,它的兴衰荣枯,总是与其文化母体所提供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阅读个体的现实情境深刻影响着其阅读行为。

王闿运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没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其幼年与少年是在孤贫的环境中成长的。这种艰苦的条件造就了他一生刻苦励学、持之以恒的为学性格,三岁祖母“教以古歌谣及唐五言诸诗,即能识字”[2]。七岁进入私塾开蒙读书,师从善化李鼎臣先生,开始接触《论语》、《孟子》诸书。到九岁时,“毕诵五经,能属文”[3]。但从十岁起,因家贫不能延师,他遂从叔父步洲公学“时文帖括”和“作文之法”[4]。十二岁时,步洲公假馆宜章县署作师爷,王闿运“从之游学,益厉志于经史词章,昕夕不辍”[5]。十六岁时,师从刘焕藻求学,次年在长沙营盘街戴祠念书,打下了坚实的学业基础。他喜读未见之书,尤其对历代史书有着浓厚的兴趣,自恨孤陋,于是决意广交天下好友,以博见识。1849年,进入颇负盛名的长沙城南书院,与李篁仙、龙汝霖、邓辅纶、邓辅绎兄弟志趣相投,创立了“兰林词社”,自号“湘中五子”,颇有声名。十九岁时,结识了长沙宿儒彭嘉玉,与之交游,“遂有志于习礼,每讲论辄移晷达旦,又手钞《史记》成帙,日夜读之,盖自是始通经致用,非仅诂训词章而己”[6]。在嗣后的治学生涯中,王闿运“刻苦励学,寒暑无间。经史百家,靡不诵习。笺注抄校,日有定课。遇有心得,随笔记述。阐明奥义,中多前贤未发之覆”[7],成为晚清民初一位颇具影响的经学大师。

文章来源:《全国流通经济》 网址: http://www.qgltjj.cn/qikandaodu/2021/0622/8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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