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能量权力流通新历史主义批评中的几个问题(3) - 全国流通经济杂志社投稿

一、本刊要求作者有严谨的学风和朴实的文风，提倡互相尊重和自由讨论。凡采用他人学说，必须加注说明。二、不要超过10000字为宜，精粹的短篇，尤为欢迎。三、请作者将稿件（用WORD格式）发送到下面给出的征文信箱中。四、凡来稿请作者自留底稿，恕不退稿。五、为规范排版，请作者在上传修改稿时严格按以下要求： 1．论文要求有题名、摘要、关键词、作者姓名、作者工作单位（名称，省市邮编）等内容一份。 2．基金项目和作者简介按下列格式：基金项目：项目名称（编号）作者简介：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汉族可省略），籍贯，职称，学位，研究方向。 3．文章一般有引言部分和正文部分，正文部分用阿拉伯数字分级编号法，一般用两级。插图下方应注明图序和图名。表格应采用三线表，表格上方应注明表序和表名。 4．参考文献列出的一般应限于作者直接阅读过的、最主要的、发表在正式出版物上的文献。其他相关注释可用脚注在当页标注。参考文献的著录应执行国家标准GB7714-87的规定，采用顺序编码制。

社会能量权力流通新历史主义批评中的几个问题(3)

作者:

关键词:

摘要：

文本能反映或揭示它所依赖的权力系统，并遏制颠覆，但这种功能并不是次次都能实现，文本也会试图逃脱权力系统，只不过采取了一种较为隐蔽的方式，格林布拉特称之为“颠覆性服从”，即表面上的服从，实际上的颠覆。格林布拉特用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中苔丝狄蒙娜的情欲来说明这一点。格林布拉特认为，苔丝狄蒙娜的情欲蕴含着一种动摇女性顺从意识和正统等级观念的力量。“在莎士比亚的叙述艺术中，苔丝狄蒙娜以情欲的方式拥抱那些决定了社会和心理现实的巨大权力结构，她的爱比伊阿古的移情更令人不安。而在过度的审美愉悦中，在对那些结构的情欲性拥抱中，我们瞥见了从这些权力结构的解放。”[4]254在苔丝狄蒙娜生活的时代，女人基本是从父权支配下直接进入婚姻的，但苔丝狄蒙娜违背了父亲的意愿，没有获得父亲的同意就与奥赛罗私自结合。对于父亲勃罗班修来说，她的婚姻选择是丑闻一样的不听话之举，是一个中了邪或被麻醉者的梦游行为，更过分的是，苔丝狄蒙娜放纵自己的情欲与之结合的是一个黑皮肤的摩尔人。在当时的社会，黑皮肤是令社会感到恐惧和危险的标记，是不被社会认可的社会阶层。所以苔丝狄蒙娜与奥赛罗的结合，表面来看只是因为爱情，实际上破坏了当时的社会等级关系。苔丝狄蒙娜虽然没有公然挑战权力，但是违背父亲跟一个摩尔人结合本身就是对当时社会权威、社会秩序的一种反抗，只是这种反抗对于至高无上的权力来说是隐蔽的、无伤大雅的，但是颠覆的力量恰恰来自于这种隐蔽性。

对于文学文本的社会效果，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文学有社会教化功能，对新历史主义来说，这种社会教化还包含着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权力关系对人们的驯化；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学有消解人们对权力的服从、甚至鼓动人们起来推翻权力的神奇力量。可见，虽然弗莱说莎士比亚是天生的朝臣，格林布拉特也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发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但特定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话语与作家的意识并不是完全等同的，莎士比亚的戏剧也有让读者蔑视权威、颠覆权力的唤醒作用。就是说，权力关系虽然规定了个体的行为方向，但在统治权力话语规范与作家的具体写作实践之间会存在一定的缝隙，甚至会存在挑战与反叛，文本既是对权力的维护，也是对权力的挑战，这也是文学文本独创性的体现。

三、特定时代社会能量流通的研究方法——逸闻主义

如果说19世纪的文学研究更多地集中于文本的“外部研究”，20世纪前半期的文学研究更多地集中于文本的“内部研究”，那么在新历史主义这里，文本“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界限已经变得很模糊了。因为外部环境(历史背景)已经通过各种形式内化于文本中，文本反过来又作用于历史。换句话说，在新历史主义批评家眼里，历史是既内在于文本又外在于文本的存在。

从总体上来说，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观明显是他律的，新历史主义洞察到了历史话语的意识形态维度，也注意到了历史对文学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尤其是政治意识的影响，但是新历史主义并不仅仅把历史看作文学的背景和反映对象，而是发现了文学与历史背景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塑造关系，在文学与历史、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新历史主义通过小写复数的历史(histories)的发掘实现了文学与社会之间的能量流通。格林布拉特通过对历史某一个细部的深入分析，认识到文学的确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或者说历史对文学具有决定作用，尤其是当时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对作品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是，格林布拉特同时发现，作家的人格力量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说特定历史时期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话语并不必然成为作家的意识。社会主流话语体系对于整个社会确实有着不可避免的规约作用，但总有一些人、一些作家的意识与社会整体意识不会完全吻合，在统治权力话语规范和人们行为模式的缝隙中也总存在着一些反叛或挑战。所以通过对文艺复兴时期小写复数历史的研究，格林布拉特发现：“文艺复兴时期乃至任何人类社会时代，文学与政治、个体与群体、权威与异己、历史与文本之间的关系都呈现为一种社会控制模式，但是，这种控制是一种压制与反抗所形成的合力的曲折过程。权力权威对文学的控制使文学顺从其意志，并被利用来化解和消泯社会中变异性反抗力量，使全社会整合在同一轨道上；但有时在主导意识形态控制的严密网络下，往往会产生更多的异己力量，而文学的独创性往往成为产生异己力量的温床。”[8]可见，文学虽然受历史的制约，但反过来，文学也促进历史的发展，甚至参与历史的构成，新历史主义通过对小写复数历史的发掘修复了文学与社会的双向流通。这种小写复数的历史是通过逸闻主义(anecdotalism)的方式来实现的。“所谓‘逸闻主义’，就是通过逸闻逸事来显示社会能量在原生态的日常生活和非文学文本与经过纯化的文学文本之间的流通过程，说明文学与非文学文本与经过纯化的文学文本之间的流通过程，说明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界限如何人为划定的，由此对文学的本质做出独特的解说。”[9]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逸闻都具有接近历史的价值，新历史主义者承认只有某些种类的逸闻才能让我们打开历史的偶然性，更加接近历史。逸闻以往都是被学术研究排除在外的，也因为这种被排除性，它可能是未被正统意识形态编码的，与生成它们的社会主流思想有摩擦的相对真实的存在。所以逸闻能够更加贴近当时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一种更接近日常生活的途径，比那些所谓经典作品更能够使我们接近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