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的通经与明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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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上所考，可知:时人对戴震的批评，不在其学问的“博雅”与“精良”，而在其私下牵强地将义理、考据和辞章三种学问之途所做出的高下、本末之别的

综上所考，可知:时人对戴震的批评，不在其学问的“博雅”与“精良”，而在其私下牵强地将义理、考据和辞章三种学问之途所做出的高下、本末之别的那种治学态度上，而这一点又恰恰构成了章学诚认为戴震在治学方面之“心术未醇”［1］16的根本原因。

谭忠诚(1971-)，男，湖南衡阳人，中南大学哲学系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在清代学术史上，戴震既是一位个性奇特而又影响深远的学术大师，又是一位生前身后均饱受了诸多非议与攻击的学者。在其时人章学诚所写的《书朱陆篇后》中，章学诚一方面肯定了戴震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地位:“戴君学问，深见古人大体，不愧一代巨儒”;而在另一方面他也似乎默许了其时人对戴震学问之道的褒贬，他指出:“戴君下世，今十余年，同时有横肆骂詈者，故不足为戴君累;而尊奉太过，至有称谓孟子后之一人，则亦不免为戴所愚。身后恩怨俱平，理宜公论出矣，而至今无人能定戴氏品者，则知德者鲜矣。”［1］16那么，戴震的学问何以会在生前身后陷入这种毁誉参半的境地呢?沿着这一问题出发，从考察戴震的那种由“通经”以“明道”的学术宗旨入手，来剖析他在治学方法上的利弊得失。(一)戴震认为，古今的学问不外乎有三种，即义理、考据和辞章(文章)，因此他说:“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2］143他把学术分为三途，认为此三者不可取此而舍彼。又说:“天下有义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吾于三者皆庶得其源。”［3］143然而，在此三者的关系上，戴震却流露出了明显地偏重于“义理”的倾向，这一点可从其门人段玉裁的笔录中得以证之。在戴震去世后所辑的《戴东原集》的序言里，段玉裁即引用了戴震生前曾对他讲过的一句话说:“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4］1不仅如此，在偏重于“义理”的同时，戴震亦有轻视“文章”之嫌，认为“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2］143在戴震看来，工于“文章”之类的学问只是“艺”，而非“道”也，且认为“道”是“本”，“艺”则是“末”。对此，当时一些秉持“文以载道”的文人君子们则不以为然，尽管他们仍赞同“以艺为末，以道为本”的说法，然而，“诸君子不愿据其末，毕力以求据其本，本既得矣，然后曰:‘是道也，非艺也’。”［2］143-144既然“诸君子”如此“毕力”地酌“艺”以返诸“道”，戴震为何仍坚持视“文章”为“末”呢?因为在戴震看来，圣人之“道”只是载诸于“六经”，“《六经》者，道义之宗”［5］145，而“文章”于圣人之“道”则“有至”者、“有未至”者，所以仍是“艺”而非“道”也。在《与方希原书》一文中，戴震是这样解释的:“故文章有至有未至，至者得于圣人之道则荣，未至者不得于圣人之道则瘁。以圣人之道被乎文，犹造化之终始万物也。非曲尽物情，游心物之先，不易解此。然则如诸君子之文，恶睹其非艺与?”［5］144那么在断定了“文章”为“艺”，是“末”而非“道”的观点之后，剩下的“义理”与“考据”两种学问之途，戴震又是如何看待的呢?这就是本文接下来即将要探究的问题了。(二)对于自己毕生的治学心得，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一文中作了如下一番自述说:“仆自少时家贫，不获亲师，闻圣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经》示后之人，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寻思之久，计于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观古圣人制作本始。又疑许氏于故训未能尽，从友人假《十三经注疏》读之，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6］140从他对这段治学心路历程的回顾来看，戴震的治学宗旨就是“通经以明道”。在他看来，“通经”则须运用考据训诂的方法来“由字以通其词”，一个人如果不懂考据训诂、小学文字之类的学问功夫，就不能正确地理解古代经典——即“通经”。因此，在“通经”上，戴震非常赞同古代汉儒之法:“自昔儒者，其结发从事，必先小学。小学者，六书之文也是也。”在戴震看来，“六书之文”是我们“治经”时所无法绕过的一道门槛，“六书也者，文字之纲领，而治经之津涉也。载籍极博，统之不外文字，文字虽广，统之不越六书。”［7］66而且，戴震在考诸前人之“六书”研究的成果上，更富于创见性地提出了关于“六书”的“四体二用”之说，即认定“六书”中的“指事、象形、形声、会意”为四种“造字”之法(“四体”);而“转注”和“假借”则属另外的两种“用字”之法(“二用”)［8］64。同时，在“通经”方面，戴震又不完全泥古，相反，他十分注重对汉儒治经时的训释、笺注重新加以综核精审，他说:“《经》自汉经师所授受，已差违失次，其所训释，复各持异解。余尝欲搜考异文，以为订经之助，又广揽汉儒笺注之存者，以为综考故训之助”。［5］145对于这种在“综考故训”时所面临到的材料真伪之取舍问题，戴震又独具匠心地提出了一个“求十分之见”的观点:“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9］141由此可见，戴震对汉儒在治经方面的推崇，统而言之，乃是一种精审务实的考据学方法。然而，戴震又认为，汉儒们在治经时所用的考据训诂、小学文字之类的方法仅仅仍是一种手段或形式而已，而“通经”的目的则在于“明道”或“闻道”，以达到与古圣贤之心志“相通”。因此，在戴震看来，治经之目的不能终乎于《经》，而在于“明道”，即“明圣人之道”。这也就是他所一贯坚持的“圣人之道在《六经》”的观点［2］144。在《古经解钩沉序》一文的开篇，戴震即论及到了这种“经”与“道”的关系，他说:“士贵学古治《经》者，徒以介其名使通显与?抑志乎闻道，求不谬于心与?人之有道义之心也，亦彰亦微。其彰也是为心之精爽;其微也，则以未能至于神明。《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古圣哲往矣，其心志与天地之心协而为斯民道义之心，是之谓道。”［5］145从这里，我们可知，戴震所讲求的“明道”实际上就是历史上的宋儒们所一直倡导的“义理之学”。既然“圣人之道在《六经》”，我们后人怎么不能直接像宋儒们那样本着《六经》以“明道”呢?为何还要诉之于诸如训诂、考据与六书之类的《经》以外的功夫呢?在《沈学子文集序》一文中，戴震是这样解释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的:“以今之去古既远，圣人之道在《六经》也。当其时，不过据夫共闻习知，以阐幽而表微。然其名义、制度，自千百世下遥溯之，至于莫之能通。是以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离词则舍小学故训无所藉，辨言则舍其立言之体无从而相接以心”。［10］164-165因此，在戴震看来，由“通经”进乎“明道”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6］140基于这种“通经以明道”的治学宗旨，戴震又批评了历史上的汉儒与宋儒在“治经”问题上各执一端的弊病，他说:“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2］144据此，他认为，在他之前的数百年“学问”之途皆沦为“凿空”:“数百年已降，说《经》之蔽，善凿空而已矣。”［5］145并指出了这种治经史上的“凿空”之“蔽”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一、守讹传谬也。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谬者，所据之《经》并非其本《经》。”［5］146因此，在戴震看来，真正的学问之功，乃在于能够很好地将汉儒与宋儒两家的学问之途合理地结合起来，他说:“论者又曰:‘有汉儒之经学，有宋儒之经学，一主于训诂，一主于义理’，此愚之大惑不解者。夫使义理可以舍《经》而求，将人人凿空得之，奚取乎经学?惟空凭胸臆之无当于义理，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然后求之诂训。诂训明则古《经》明，而我心所同然之义理，乃因之而明。古圣贤之义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昧者乃歧训诂义理而二之，是训诂非以明义理，而训诂胡为?义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于异端曲说而不自知矣。”［11］246-247(三)从上述戴震关于义理、考据和辞章这三种学问之途的厘定可知，戴震之学问于此三者是兼而裁之，“吾于三者皆庶得其源”。不仅如此，戴震还于此三者之学问均为“娴熟精良”，这可从其弟子段玉裁所记录的一番话中得以见之，他说:“盖先生合义理、考核、文章为一事，知无所蔽，行无少私，浩气同盛于孟子，精义上驾乎康成、程、朱，修辞俯视乎韩、欧焉。”［3］246对于自己这番高屋建瓴的学问之功，戴震本人也毫不避讳地坦承:“吾如大炉然，金、银、铜、锡，入吾炉一铸而皆精良矣。”［3］246这正是戴震时人对他所仰慕不及且又为之尊奉不已的地方。而戴震对这三种学问之轻重关系的偏颇取舍之态度，则又理所当然地成为其时人所诟病与抨击的众矢之的。如前所述，戴震的学术宗旨是在于借由训诂之途来“通经以明道”。然而，作为一代经学大师的戴震竟敢断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将义理、考据和辞章这三种学问作出了高下、本末之分，还将另一派时人学者们所津津乐道的“马、班之史，韩、柳之文”仅仅当成是“艺”，是“末”，且认为其不足以“明道”。这当然会招致一批在当时素以“史学”为宗、且力倡“六经皆史”的浙东学派的攻击。他们认为戴震是“自尊所业，以为学者不究于此，无由闻道。不知训诂名物，亦一端耳。古人学于文辞，求于义理，不由其说，如韩、欧、程、张诸儒，竟不许以闻道，则亦过矣。然此犹自道所见，欲人惟己是从，于说尚未有欺也”。［1］16同时，在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之中，戴震又以“义理”为“源”，他说:“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4］1这种思想明显地跟他本人主张的“通经以明道”是犹“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踏等”［5］146的观点相抵触。对此，戴震后来似乎也有所觉察，他说:“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义理又何源哉?吾前言过矣。”［3］246正相应于戴震对时人学者之治学有高下本末的区分一样，时人亦对戴震之“明道”的学问成果加以了质疑。这具体表现在时人对戴震所著《孟子字义疏证》的批评上。《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是戴震生平自诩为最有成就的一项切乎时宜的学术开新之作:“仆生平著书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3］241然而，其时人却把戴震的这本引以为耀的“义理学”巨著斥之为“空说义理，可以不作”。［1］16殊不知，在戴震那里，以“明道”为旨归的“义理”之学不仅是其“经学”的全部目的，而且它还与训诂、音韵之类的考据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余于训诂、声韵、天象、地理四者，如肩舆之隶也，余所明道，则乘舆之大人也。”［1］16而时人对其“义理”之学的这种攻击恐怕也是戴震生前所始料不及的。综上所考，可知:时人对戴震的批评，不在其学问的“博雅”与“精良”，而在其私下牵强地将义理、考据和辞章三种学问之途所做出的高下、本末之别的那种治学态度上，而这一点又恰恰构成了章学诚认为戴震在治学方面之“心术未醇”［1］16的根本原因。参考文献:［1］章学诚.书朱陆篇后.章学诚遗书［M］.文物出版社，1985.［2］戴震.与方希原书·戴震文集［M］.中华书局，1980.［3］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震文集［M］.中华书局，1980.［4］段玉裁.戴东原集序·戴震文集［M］.中华书局，1980.［5］戴震.古经解钩沉序·戴震文集［M］.中华书局，1980.［6］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文集［M］.中华书局，1980.［7］戴震.六书论序·戴震文集［M］.中华书局，1980.［8］戴震.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戴震文集［M］.中华书局，1980.［9］戴震.与姚孝廉姬传书·戴震文集［M］.中华书局，1980.［10］戴震.沈学子文集序·戴震文集［M］.中华书局，1980.［11］钱大昕.戴先生震传·戴震文集［M］.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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