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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的通经与明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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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戴震又认为，汉儒们在治经时所用的考据训诂、小学文字之类的方法仅仅仍是一种手段或形式而已，而“通经”的目的则在于“明道”或“闻道”，以达到与古圣贤之心志“相通”。因此，在戴震看来，治经之目的不能终乎于《经》，而在于“明道”，即“明圣人之道”。这也就是他所一贯坚持的“圣人之道在《六经》”的观点［2］144。在《古经解钩沉序》一文的开篇，戴震即论及到了这种“经”与“道”的关系，他说:“士贵学古治《经》者，徒以介其名使通显与?抑志乎闻道，求不谬于心与?人之有道义之心也，亦彰亦微。其彰也是为心之精爽;其微也，则以未能至于神明。《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古圣哲往矣，其心志与天地之心协而为斯民道义之心，是之谓道。”［5］145

从这里，我们可知，戴震所讲求的“明道”实际上就是历史上的宋儒们所一直倡导的“义理之学”。既然“圣人之道在《六经》”，我们后人怎么不能直接像宋儒们那样本着《六经》以“明道”呢?为何还要诉之于诸如训诂、考据与六书之类的《经》以外的功夫呢?在《沈学子文集序》一文中，戴震是这样解释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的:“以今之去古既远，圣人之道在《六经》也。当其时，不过据夫共闻习知，以阐幽而表微。然其名义、制度，自千百世下遥溯之，至于莫之能通。是以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离词则舍小学故训无所藉，辨言则舍其立言之体无从而相接以心”。［10］164-165

因此，在戴震看来，由“通经”进乎“明道”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6］140

基于这种“通经以明道”的治学宗旨，戴震又批评了历史上的汉儒与宋儒在“治经”问题上各执一端的弊病，他说:“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2］144据此，他认为，在他之前的数百年“学问”之途皆沦为“凿空”:“数百年已降，说《经》之蔽，善凿空而已矣。”［5］145并指出了这种治经史上的“凿空”之“蔽”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一、守讹传谬也。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谬者，所据之《经》并非其本《经》。”［5］146因此，在戴震看来，真正的学问之功，乃在于能够很好地将汉儒与宋儒两家的学问之途合理地结合起来，他说:“论者又曰:‘有汉儒之经学，有宋儒之经学，一主于训诂，一主于义理’，此愚之大惑不解者。夫使义理可以舍《经》而求，将人人凿空得之，奚取乎经学?惟空凭胸臆之无当于义理，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然后求之诂训。诂训明则古《经》明，而我心所同然之义理，乃因之而明。古圣贤之义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昧者乃歧训诂义理而二之，是训诂非以明义理，而训诂胡为?义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于异端曲说而不自知矣。”［11］246-247

从上述戴震关于义理、考据和辞章这三种学问之途的厘定可知，戴震之学问于此三者是兼而裁之，“吾于三者皆庶得其源”。不仅如此，戴震还于此三者之学问均为“娴熟精良”，这可从其弟子段玉裁所记录的一番话中得以见之，他说:“盖先生合义理、考核、文章为一事，知无所蔽，行无少私，浩气同盛于孟子，精义上驾乎康成、程、朱，修辞俯视乎韩、欧焉。”［3］246对于自己这番高屋建瓴的学问之功，戴震本人也毫不避讳地坦承:“吾如大炉然，金、银、铜、锡，入吾炉一铸而皆精良矣。”［3］246这正是戴震时人对他所仰慕不及且又为之尊奉不已的地方。而戴震对这三种学问之轻重关系的偏颇取舍之态度，则又理所当然地成为其时人所诟病与抨击的众矢之的。

如前所述，戴震的学术宗旨是在于借由训诂之途来“通经以明道”。然而，作为一代经学大师的戴震竟敢断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将义理、考据和辞章这三种学问作出了高下、本末之分，还将另一派时人学者们所津津乐道的“马、班之史，韩、柳之文”仅仅当成是“艺”，是“末”，且认为其不足以“明道”。这当然会招致一批在当时素以“史学”为宗、且力倡“六经皆史”的浙东学派的攻击。他们认为戴震是“自尊所业，以为学者不究于此，无由闻道。不知训诂名物，亦一端耳。古人学于文辞，求于义理，不由其说，如韩、欧、程、张诸儒，竟不许以闻道，则亦过矣。然此犹自道所见，欲人惟己是从，于说尚未有欺也”。［1］16同时，在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之中，戴震又以“义理”为“源”，他说:“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4］1这种思想明显地跟他本人主张的“通经以明道”是犹“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踏等”［5］146的观点相抵触。对此，戴震后来似乎也有所觉察，他说:“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义理又何源哉?吾前言过矣。”［3］246正相应于戴震对时人学者之治学有高下本末的区分一样，时人亦对戴震之“明道”的学问成果加以了质疑。这具体表现在时人对戴震所著《孟子字义疏证》的批评上。《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是戴震生平自诩为最有成就的一项切乎时宜的学术开新之作:“仆生平著书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3］241然而，其时人却把戴震的这本引以为耀的“义理学”巨著斥之为“空说义理，可以不作”。［1］16殊不知，在戴震那里，以“明道”为旨归的“义理”之学不仅是其“经学”的全部目的，而且它还与训诂、音韵之类的考据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余于训诂、声韵、天象、地理四者，如肩舆之隶也，余所明道，则乘舆之大人也。”［1］16而时人对其“义理”之学的这种攻击恐怕也是戴震生前所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