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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阅读旨趣探微*——以《湘绮楼诗文集·王

来源:全国流通经济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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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闿运于清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商人家庭,湖南湘潭人,卒于民国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享年八十五岁。其人生旅程大体上和晚清历史相始终。作为一个传统的读

王闿运于清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商人家庭,湖南湘潭人,卒于民国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享年八十五岁。其人生旅程大体上和晚清历史相始终。作为一个传统的读书人,面临一个时代的巨变,旧有的观念与价值渐渐因为不能应付时局而正在慢慢的流失当中,这对王闿运的冲击是很大的,他强烈地感觉到天下在变,如何应付这样的变动,他试图从古代圣人经典中寻绎救世之良方。朱德裳尝谓:“清人善注书,不善著书。惟湘绮文章经学,合而为一,以著书、注书,自然大雅。故得《王志》一卷,胜读曲园千篇。”[1]在王闿运门人陈兆魁所辑《王志》中,杂集了王闿运对答学生问难及笔记短论,其中有多篇体现了他对儒家经典阅读与研究的思考与见解,本文试从《论读书门径》、《论读书课程》、《论通经即以治事(答张佩仁问)》、《论经史之分》等文中探析王闿运读经、治经、通经的经典阅读旨趣。

1 “通经致用”的阅读社会论

阅读是人类接受文字信息的一种社会行为,它的兴衰荣枯,总是与其文化母体所提供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阅读个体的现实情境深刻影响着其阅读行为。

王闿运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没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其幼年与少年是在孤贫的环境中成长的。这种艰苦的条件造就了他一生刻苦励学、持之以恒的为学性格,三岁祖母“教以古歌谣及唐五言诸诗,即能识字”[2]。七岁进入私塾开蒙读书,师从善化李鼎臣先生,开始接触《论语》、《孟子》诸书。到九岁时,“毕诵五经,能属文”[3]。但从十岁起,因家贫不能延师,他遂从叔父步洲公学“时文帖括”和“作文之法”[4]。十二岁时,步洲公假馆宜章县署作师爷,王闿运“从之游学,益厉志于经史词章,昕夕不辍”[5]。十六岁时,师从刘焕藻求学,次年在长沙营盘街戴祠念书,打下了坚实的学业基础。他喜读未见之书,尤其对历代史书有着浓厚的兴趣,自恨孤陋,于是决意广交天下好友,以博见识。1849年,进入颇负盛名的长沙城南书院,与李篁仙、龙汝霖、邓辅纶、邓辅绎兄弟志趣相投,创立了“兰林词社”,自号“湘中五子”,颇有声名。十九岁时,结识了长沙宿儒彭嘉玉,与之交游,“遂有志于习礼,每讲论辄移晷达旦,又手钞《史记》成帙,日夜读之,盖自是始通经致用,非仅诂训词章而己”[6]。在嗣后的治学生涯中,王闿运“刻苦励学,寒暑无间。经史百家,靡不诵习。笺注抄校,日有定课。遇有心得,随笔记述。阐明奥义,中多前贤未发之覆”[7],成为晚清民初一位颇具影响的经学大师。

清道光、咸丰年间,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挽救社会危机,寻求民族振兴,一些思想家力图从学术上寻找根源,从经典中探求救世之方。王闿运认为乱象的根源是因为社会本身出了问题,因此招致纷乱,萎靡重利,人心陷溺,只有用传统的经典来根治,本身能够自正,外悔也就不足为患了[8]。他于讲学中殷殷告诫后辈戒贪利,去除名利之心:“国不患贫,而言生财,《大学》反复戒之。今乃并心于矿政,假使金珠成山,枪炮填海,适足藉寇赍盗耳。世人但惩空疏之谈,若今所谓实事,乃反不如空谈尤为近理。士君子在野不仕进,为通经明理而已,不必留情于无用之俗事。”[9]“闿运生平志愿,满腹经纶,一不得申,每喈感遇,所差胜者不为指目,聊可徜徉。明公蕴积必申,会当光显。伏冀坚其志虑,无随俗推移,亲履行间,必确知船坚炮利之不足畏,他日并机器船厂一切裁之,乃后知经术之不诬矣”[10]。他看到当时的人,懔于西方的船坚炮利,洋务官吏们积极地设立机器船厂,总认为这些都不是解救时蔽的根本之方,他说“船坚炮利不足畏”,固然可以说是对时局的认识不深,但另一方面,其言下之意亦是指真正可畏者乃是社会的积弊,而这必须要用经术来解决,他希望能够以经术来化导社会,中国社会本身修平,外悔也就不足畏惧,以此证明“经术之不诬”。

清末论通经致用的学者不乏其人,同样是公羊学者,同样主张致用,王闿运的思考方向和龚、魏却有很大的不同。龚、魏的经世内容十分广泛,试图要求主政者进行一系列经济、财政、军事等制度的改革,进而实现民富国强。在鸦片战争后,魏源又将他的经世实学加入了西学、外交等新的内容,这无非都是富强的追求。而王闿运心目中经典的理想,是向内作自我的反省,重视伦理道德,其以经典致用的内涵,和其他讲“经世”的学者,有很大的不同。他所强调的是通经致用的理念。“论学只须论事,通经不致用,孔子谓之小人儒。子夏传《春秋》、《丧服》、《诗》、《书》,故有此箴。记、传记子夏过失多矣,经亦未能通也。言则知之,行则忘之,岂非分事、学而二之之误哉!曾子作《孝经》,自天子至庶人,皆以行事为孝。无用则无体,有功而无德者,未之有也。如是则近于子路所谓何必读书之说,是又不然。不依经,则不能立,故‘思而不学则怠’。殆者,劳也,危也。上智徒思则劳,高材行事多弊。唯以经义断之,沛然无疑,毅然不回,有物来顺应之妙,非道家所谓劳身以役物者矣”[11]。在王闿运看来,经是致用的指导原则,是常法,“万物所不能达”,不依经则不能立。因此,处理任何事情必须要以经学为依据,由此体现了其“通经致用”的阅读社会论,即通过阅读经典,悉心稽察历代治乱得失,深究天下利病,并且力求在实践上能够从经书中找到依据,但他仅试图通过经典解决现实难题,根本无法应对晚清社会的千古奇变。

文章来源:《全国流通经济》 网址: http://www.qgltjj.cn/qikandaodu/2021/0112/7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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