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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通经”与“治事”观及其关系考

来源:全国流通经济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1-12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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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闿运(1833—1916年),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晚清经学家、文学家。王闿运为学主治《春秋公羊传》,宗今文经学。对于“经”,王闿运力主致用。通经致用是王闿

王闿运(1833—1916年),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晚清经学家、文学家。王闿运为学主治《春秋公羊传》,宗今文经学。对于“经”,王闿运力主致用。通经致用是王闿运经学思想的主要原则。此种经学思想自然跟晚清的“多事之秋”紧密联系。因此,通经致用的“用”不可避免地与“事”联系起来了。“通经”与“治事”也成为理解王闿运经学思想的关键词。

一、“通经”观念的缘起及其内涵

“经世”理念贯穿于王闿运一生,是儒者修齐治平理想的精神回归。王闿运“经世”思想的产生大致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是时代环境的造就。王闿运生于内忧外患之世,乱世则《春秋》兴是历史之趋势。更何况早在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大儒早就敏锐感受到当时儒学的空谈之害。因此,他们都主张致用之学与经世之能,而绝非停留于词章义理。很明显,顾、黄、王三人的思想对王闿运“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的学术理念形成影响颇深。其次是王闿运自身的求学经历。9岁即诵四书五经的王闿运幼时却非专意于科举,而是更青睐于经史词章。王闿运幼年更倾心经史词章:一是因为年少多喜清丽词章;二是幼年阅历不足,难以理解经典中的大道,更别谈付诸实践的经世。因此,幼年的王闿运亲近词章经史便不足为奇。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始,王闿运开始游学,此时视野开阔,眼见山河多事,方知自身见识之鄙薄。尤其是与礼学家彭砥先交往后,“府君一见与语大悦,遂有至于习礼,每讲论辄移晷达旦,又手抄史记成帙,盖自是始欲通经致用,非仅诂训词章而已”[1]7。王闿运自认前学皆是虚妄,因而转向致用之学。后与邓辅纶、邓辅译相交,更尽力于经世之学。再次是经典本身便蕴含着经世之力。在晚清这个特殊的时期,经世致用只是文人处世的诸多选择之一。多事之秋有人明哲保身选择隐退,有人左右奔走谋取私利。但王闿运选择发扬经学的致用之道,实际是发扬经学本身具有的经世之力。

欲知何为经学本身的经世之力,须知“经”之本义。《说文解字》:“经,织也。从系,巠声。”段注:“织之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2]644强调“经”之“织之纵丝”与“天地之常经”的双重义旨。实际上,经之本字为“巠”。“巠”与“经”起初是两个单独的字,“巠”的出现似应早于“经”,“巠”是西周早期的字,“经”则是西周中期的字(史料明确记载此时纺织之术大盛①)。西周中后期二字开始通用,似因二字之取义皆有纵横、贯穿之象。而且西周中期有“经维四方”,西周后期毛公鼎又有“肇巠先王令”,亦可证“巠”与“经”二字至西周中后期才得以通用,并延续至今。据考证,“巠”后与“经”还有“陉”皆通。如黄侃《声韵略说》:“凡此诸文……而巠脉明白可寻。”[3]388“巠”为川水之貌,此乃天地营构之象;而“经”为纵丝之织,此乃人事治理之道。周代铭文有“经维四方”和“肇雍经德”,透出一股经天纬地、经邦治国的帝王之气。从目前已有的材料来看,“经”字做“书籍”解,最早也要到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说“经营”之义才是“经”的本义,而非后世认为的“经籍”或者“经典”。除前文所引周代金文之“经”为“经营”之义外,还有更多传世文书的证据。

《书·周官》:“论道经邦。”[4]372(郑玄注,经者,经营也)

《周礼·天官·序》:“体国经野。”[5]5(郑玄注,经者,经营也)

《周礼·天官·大宰》:“以经邦国。”[5]37(贾公彦疏引《治典》,义为经营)

《周礼·地官·司市》:“以次叙分地而经市。”[5]515(郑玄注,经者,经营也)

以上四条语料,“经”皆做“经营”解。《书》和《礼》都是周朝重要的文献,记载着当时的制度和风俗,天官、地官都号称周朝的“信史”。因此,“经”本身便含有经营与经世之意。王闿运在幼年广泛涉猎经典的基础上,一旦山河之事触碰其经世之思的时候,经学内在的经世致用的理念便自然会生根发芽,促成王闿运自身实践经学的经世致用之力。

王闿运的“通经”观,手段在“通”,目的在“用”,用,即是致用。所以,王闿运的“通经”观应该叫“通经致用”观。通何种经?致何种用?这是了解王闿运“通经致用”观的关键。孔子乱世作《春秋》,用以正诸侯。王闿运正生逢晚清格局,因此,重视《春秋》成为儒者的一种潜在理念。那个时代把学用一致与知行结合看作是“经世致用教育思想有关改革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的主张”[6]50。事实也是如此。随着晚清时局的变动,王闿运越来越认为五经之中,《春秋》为重。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王闿运当时曾就时局为他的学生吕雪棠讲述致用当用《春秋》,“四方归化与夷狄交侵,无以异也。浅识之士,喜盛畏衰,遭时晏平,俨然自肆,及见侮辱,愤泣而已。故庄周以箕子、比干为役人之役,以其因人忧乐也。然《春秋》不能正之,《五经》所言皆盛明事也。身居篡夺之中,日有修平之乐,恒见己之不足,岂计人之顺逆。故握要以图,不下席而天下治。至于化通无外,莫不尊亲,而我志不纷,乾乾在抱。斯所以祖述尧、舜,莫不乐乎!孔子以前,固未言此。治经致用,莫切《春秋》,非谓其政法多也”[7]504。无论是四方归化的太平之世,还是夷狄交侵的浑浊乱世,用经典弥补内在的不足,修身祈乐,《春秋》是可以做到的。

文章来源:《全国流通经济》 网址: http://www.qgltjj.cn/qikandaodu/2021/0112/7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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