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通经”与“治事”观及其关系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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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王闿运看来，“事”也是有所划分的。大致可以有两种：一是空谈之俗事，包括谈论无益增进经义的小道之技。这是王闿运明确表示反对的。王闿运主张

在王闿运看来，“事”也是有所划分的。大致可以有两种：一是空谈之俗事，包括谈论无益增进经义的小道之技。这是王闿运明确表示反对的。王闿运主张的通经自治的思想，可以允许弟子专注于体悟圣人先贤之大道，甚至达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境界。至少这样，他们不会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对西洋技术的留心与探索上。这一点，在《王志·论通经即以治事(答张佩仁问)》一文中体现得十分明显。第二种便是有益于增进学问的谈论时事之“事”。这种“事”王闿运表示并不反对，因为王闿运所处的时代，有人醉心于利益争夺，有人流连于财富积累，但少有谈论学问与关心国事的。虽然这些国事与学问谈论有似“空谈”，但是却与“并心于矿政”的“实事”相比更加“犹为近理”。

三、“通经”与“治事”的关系

关于通经与治事的关系，在《王志·论通经即以治事(答张佩仁问)》中王闿运回答张佩仁的问题时，非常明确地说出了他对通经与治事之关系的看法：通经即以治事。王闿运这一纲领性的观点需要分三个层次加以阐明。

首先，通经指导治事。在王闿运看来，“经”是万物的常法，是讲世间的基本法则的，且是“万物所不能违”。而他认为“事”却是“后世事皆例条，知之无用”，“事”在王闿运看来，带有一种史的纯粹记录的意思。这种“事”存在于历史当中被当作参考资料而加以保存，只有结合现世实际情况，“事”才多少有些用处。“经”在王闿运看来是对世间基本法则的总结，是纲领性的指导。从通经致用的角度出发，治事就是致用之一种，要达到实践性的致用和治事，就必须要在通经之指导下完成。

其次，治事实践通经。治事并非一无是处。虽然，王闿运讲明“经不记事，但论道耳”，但是，正是因为“经”不记事，所以，才会出现“依经论之，则盐不可税，漕不可挽，兵不可养，河不可治”的情况。可以说，治事是对通经的一种实践和致用。因为，在王闿运看来，在不违背经学大道的基本前提之下，在结合具体的实际情况之上，治事就是通经。没有了治事这样的史的记录，如何能发挥经学大义造福百姓呢？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治事乃是实践通经的重要手段。

再次，通经与治事都要重视“为学”。在《答李砥卿问》中王闿运明确表示“为学”的重要。

论学只须论事，事乃见学也。通经不致用，孔子谓之小人儒。子夏传《春秋》《礼经》《丧服》《诗》《书》，故有此箴。《记》《传》记子夏过失多矣，经亦未能通也。言则知之，行则忘之，岂非分事、学而二之之误哉！曾子作《孝经》，自天子至庶人，皆以行事为孝。无用则无体，有功而无德者，未之有也。如是则近于子路所谓何必读书之说。是又不然，不依经，则不能立，故“思而不学则殆”。殆者，劳也，危也。上智徒思则劳，高材行事多弊。唯以经义断之，沛然无疑，毅然不回，有物来顺应之妙，非道家所谓劳身以役物者矣。[7]26

子夏“言则知之，行则忘之”是将“事”与“学”区分为二的错误表现。当儒者真正把经义中的大道运用于实践当中，达到“沛然无疑”的状态时，那么，经义中的深意会让人本身不再是如道家所谓的那种役物，而是颇有顺应之妙的灵体。为学高于治事，是因为为学是将圣人经典之道付诸实践。而为学之道的源泉则是通经，通经是第一要义。若治事无关为学，更不涉通经，则治事为俗事，是为儒者所摒弃的，因此，士君子在野不仕进，唯通经明理而已，不必留情于无用之俗事。

注释：

① 《诗经》中早有周人关于纺织的记载，比如《诗·大雅·瞻印》：“妇无公事，休其蚕织。”《诗·豳风·七月》：“蚕月条桑……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扬，为公子裳。”《诗·郑风·出其东门》：“缟衣綦巾，聊乐我员。”《陈风·东门之扮》：“谷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绩其麻，市也婆娑。”都可以清楚地反映出西周时期纺织技术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广泛的运用。

王闿运(1833—1916年)，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晚清经学家、文学家。王闿运为学主治《春秋公羊传》，宗今文经学。对于“经”，王闿运力主致用。通经致用是王闿运经学思想的主要原则。此种经学思想自然跟晚清的“多事之秋”紧密联系。因此，通经致用的“用”不可避免地与“事”联系起来了。“通经”与“治事”也成为理解王闿运经学思想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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